【12】《尚书正义》卷九《盘庚中》，《十三经注疏》第2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40-241 页。

人类最原始的食色欲求，演化为形形色色的生活欲求，而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一方面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利。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

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不可能人为造作的东西，叫做本性。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姑且不说人是否生而好利，但生而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则是人们更容易认可的事实。[7]） 荀子这里以善与恶的相对性来论证人性恶，因为有人性恶的存在，人类才有了善的设置。来区分人之本性和人为之物，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12]以人类食欲衍化出的人类欲求，较多地趋向于恶，人们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一直存在两个相反相成的演变趋势和发展方向。

其实，晚清以来知识界之所以提出国学概念，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知识学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问题。我们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古典学，与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均希望中国传统学术进入到近代以来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肯定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推动这些新学科的建立。杨昌济对于晚清中国的师夷长技、变法维新、建立共和政治军均持积极肯定态度，认为引进西方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经途径。《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

国学概念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知识界为了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精神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加之在20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严重弊端，文明的多元互补成为越来越多的各界精英的思想共识。

他相信中国近代化应该以中华文化精神为主体，而这一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就存在于国学典籍中。人文学科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人文价值、人文经典具有民族性特点。国学的兴起和发展，还应该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国学的学科建设应该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延续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关键词】国学  中国古典学  中华民族精神  人文学科 作为学科意义的国学提出以后的一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界的硕学鸿儒都对这一个问题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见解。

表达价值理性的人文经典，不像表达工具理性的科学知识那样，完全以一种以普遍的人类性为知识形态特征，而人文知识则是以地域性、民族性为基础。从春秋战国到晚清时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在诠释中国传统学术时，均坚持了这一态度。国学的出现，其基本原因就是回应近代以来的西学大潮对中国知识传统与思想传统的冲击。特别是在近一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的国学热更加强盛，官方和民间均纷兴办以国学命名的文化学术社团，许多大学纷纷成立以国学命名的教育研究机构。

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单独的学科,中国大学的国学也应该是研究中华古典文明的一门单独学科,完全可以纳入到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与教育体系中来。他们还给这一个知识学意义上的国学取了另一个名词，就是所谓的国故学。

同时，胡适还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但是，人文学科的价值则总是非常稳定，那些基本的人文价值往往具有恒常性。

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其三，中国传统学术的民族性。特别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正在面临着种种社会失序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其二，从学科的知识内容来说，国学是民族精神之学。所以说，国学的提出首先并不是一种学术现象，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

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当然，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原典文献为依据,将古希腊罗马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研究。

[3] 《国学即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0日国学版。1932年，国学门改称文史部。

所以，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西方民族、文明传统的特殊性，并且在各民族文明传统中寻求普遍性价值。胡适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

国学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来考察。尽管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一些科学知识，但我们今天谈的国学学科应该是人文学科。国粹之说强调通过挖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实现中华文化中精粹、优质的传统资源、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建构和弘扬。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探寻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的价值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应该如何的问题。

1922年，北京大学正式设立国学门，确立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另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精英，其骨子里仍然坚持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引进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精神动力，正是源于中华文化与学术中的民族主义精神。

西方人强调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适性，而中国传统国学中表达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同样具有普适性，能够丰富、完善人类文明，我们相信，21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一种多元互补的文明。国学的兴起，本来就鲜明地表达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要求，故而国学学科的建立，就具有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特点，表达出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

国故学的提出，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以及如何进入到民国时期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肯定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应有一席之地。这样，胡适心目中的国故，还主要是一套历史文献的材料，这是他和章太炎的区别。

英国著名学者斯诺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一书中，将一切文化知识分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而中国大学建立的中国古典学，应该是以整体的中华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特殊的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并且在这一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普遍性价值。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种并不是独立知识体系的国学也难以持续。

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乃至新式的大学体制，都是在否定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说：且夫学问非必悉求之于他国也。

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总和，即以西方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观念与方法处理中国学术的材料，这一种国学失去了中国传统学术本有的内在体系、完整知识、文化生态。因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

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确实存在很大区别。他们追求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保存和挖掘。